张爱玲曾在文章中说过自己“狷介”。“狷介”意为拘谨小心，不肯同流合污。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有自贬之意，但我却觉得所谓“狷介”也许是她多年才女气的独特修成，并无什么不妥。然而一想起这个词，我脑中却会浮现《早春二月》、《小城之春》、《城南旧事》等这些个老电影来，也是那般扑面而来的知识分子气息，乍暖还寒、薄雾拂面的感觉。

2015年6月19日，一代电影大师谢铁骊去世。他留于后世的电影财富是巨大的，其中，尤以《早春二月》最为让人印象深刻。“我认为‘十七年电影’中最棒的就是《早春二月》，我从骨子里喜欢它。”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说。“十七年电影”，特指新中国成立后前17年（即1949至1966年）的中国电影，那一段阶段，电影和政治的关系较为紧密，是中国电影史上一段特殊时期。

谢铁骊

《早春二月》最初来源于柔石的原著小说《二月》，其前鲁迅作的小引更颇耐人寻味。而这部上世纪20年代的小说，在60年代那个复杂的时期，被谢铁骊选中，改编成电影。在当时充满争议和后世恍然大悟式的审美中，于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

《早春二月》有一个关键词是“彷徨”。彷徨，意为“走来走去、犹豫不决，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这个词在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乃至在谢铁骊后来拍《早春二月》的60年代初期，几乎是一种知识青年通行情绪。从当时的小说名——《彷徨》、《沉沦》、《二月》、《小城三月》、《死水微澜》可略见端倪。而谢铁骊的电影，把柔石1926年的《彷徨》搬到1963年，这种隔代“彷徨”达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呼应效果。当然，20年代的彷徨和60年代还是有其不同：20年代是一种对于国家未来前途未卜的“先天下之忧”，而60年代则是一个国家刚成立后对一种重新洗牌格局的迷茫和本能的忧虑。

谢铁骊在一篇采访中也说，他尤其对《二月》的小引印象深刻。这个小引我又重读了一遍，其中有一句话：“他（萧涧秋）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同时还有：“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如今，我们比不了前人的厚重，也越来越少孤注一掷的苦学，多年的考试使我们增多的似乎只是一种应试教育的小聪明如鲁迅所说的“猾黠”。但是，《早春二月》力透纸背的“知识分子彷徨”却似乎在此刻的2015年仍可共通。萧涧秋当时的心态，柔石小说里表现的乃至后来《早春二月》电影重新探讨的，和现在欧美很多大学生本科毕业后去“徒步旅行”，中国白领在工作一段时间选择辞职游学的“寻找自我”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时代在变换，青年人的苦闷却似乎亘古都是一个主题。

谢铁骊在《两步跨生平》这本书中口述，他拍《早春二月》主要是从哲理角度出发，而不是单单只讲了一个爱情故事。这一点我是赞成的。细观《早春二月》，其间的爱情色彩其实较淡，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寻找和探讨，以及任何时代青年都会有的彷徨、苦闷、迷惘和兜寻的突破。

柔石原著中描述的萧涧秋，是当时某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稍稍憔悴青白”的，并且穿着一套“厚哔叽的藏青学生装”。据经历过《早春二月》时代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形容，当时萧涧秋这种“学生装+围巾”的装扮很是流行，引起较多模仿，他自己当年就是其中的一员。哔叽，来源于英文serge，是一种用精梳毛纱织制的素色斜纹毛织物。呢面光洁平整，纹路清晰，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很是流行。

“孙道临毕业于燕京大学，所以他演知识分子的角色十分适合。在电影中，萧涧秋和陶岚的感情交流，包括萧涧秋本身曲折的心理状态的变化，几次是通过钢琴来完成的。这在当时是很精英化的。”陈山说，“相比之下，萧涧秋和文嫂的交流却通过比较直接的表达方式——送橘子、接济她等，这反映了萧涧秋对于两个女性的不同态度，一种是精英式的，一种是更生活化的。这也说明了萧涧秋这个人物本身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的谈吐文雅，一方面他又具有软弱性。我把整个电影中萧涧秋的转化阐释为一种‘雌化’的过程。相比之下，陶岚是勇敢得多、有担当得多的，这个角色很具有现代性。”陈山谈起《早春二月》就滔滔不绝。

《早春二月》电影有不少超前和叛逆的地方。其一是，与原著小说不同，电影中增加了开头萧涧秋穿着厚哔叽的学生装格格不入地坐在一群贫苦人之间，旁边有一个老者睡着了，头差点靠在萧的肩膀上，他脸上突然出现了一晃而过的厌弃表情。我认为这“一晃而过的厌弃”十分之妙，表达了潜意识里知识分子的洁癖。其二是女主角陶岚在别人问她信仰什么“主义”时，原著中是这样回答的：“我么？你问我么？我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社会以我为中心，于我有利的拿了来，于我无利的推了去！”这句话电影稍加改变后基本保留原意地搬上银幕。其三，在陶岚和萧涧秋这段“恋爱关系”中，陶岚完全占主动地位——刚认识时就主动去他房间等他，原著中陶岚还主动写信倾诉崇拜之情，一封不回又写了第二封……这些举动在当时应该都算大胆，也是这部电影私底下那么深得人心的一个原因：在当时工农兵形象为主角的电影界中，这部以小知识分子形象为主角并说出了一些个人内心真实想法的电影，无疑很令人耳目一新。

《早春二月》成功的另一原因还在于当时夏衍做的修改。夏衍是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参加过五四运动，所以本身对柔石的这篇小说应该也很喜欢。在新中国成立后夏衍改编了鲁迅的《祝福》等其他作品，是剧本写作方面的高手。夏衍对《早春二月》剧本的修改非常之细。在剧本里，原先有一处，谢铁骊写的场景是“荷花地，外，夜，春”，夏衍在“春”处画了圈，并打了问号，旁注“春天不会有荷花”。

“谢铁骊进入电影界以后极其用功，苏联电影对他影响很大。《暴风骤雨》中主角的死亡和苏联电影《雁南飞》如出一辙。此外，俄国古典时期作家，他们创作的常规题材就是‘多余的人’，这种形象身上具有软弱性，和《早春二月》中萧涧秋类似。”陈山说。

在《谢铁骊评传》中，改编《早春二月》被他自己解释成一个诸多因素作用力的结果：自身喜爱柔石的原著小说、小说中描述的江南小镇让他想起自己的家乡淮阴、熟悉的乡愁感、萧涧秋身上有他的长兄谢冰岩及其朋友们的影子、自己抗日战争中接触的热血青年感觉和柔石小说中的进步青年很像……创作《早春二月》的时候，谢铁骊38岁，这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的黄金时期，既有了岁月的积淀又依旧年轻。

《早春二月》能够流传后世还跟这个充满美感和联想意境的片名有着莫大关系。这个片名是夏衍改的。他认为原著小说中的“二月”，实质上表达的是一种“春寒”的感觉。但他认为在谢铁骊当时拍片的60年代，“二月”已经没有那种“春寒”的意义了。于是他建议将片名改成“早春二月”，寓意“春天快到了，但春寒还未尽”。这个修改不得不说是点睛之笔，叫“早春”而不叫“初春”，一字之差却云泥之别，再一次体现了于任何文艺体裁，标题都是极重要的。

据《两步跨生平》这本书介绍，夏衍在1962年来北影厂召开关于《二月》的讨论会上说，柔石这篇小说发表的时候，由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原著及鲁迅的小引都很隐晦，比如小说中没有表现芙蓉镇的地下激流，因为当时这些东西不允许反映在作品中。但是夏衍认为谢铁骊改编的时候，可以运用一些后景、道具以及通过人物的精神面貌，将当时的时代背景勾勒出来。“60年代初，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环境都比较困难，谢铁骊用一种对革命情感化的方式重新诠释了《二月》，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主题。《早春二月》用了一种比较独特的艺术上的切入方式，表现了那个时代需要表达的思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说。

由于本身是江南人，谢铁骊在拍《早春二月》时融入了很多中国古典诗词和戏曲的精华，所以整部影片看起来很有意境，而且这种意境是“中国的”。

《早春二月》的经典还和那个时代文艺创作者特有的细致分不开。在那时的中国，当电影技术和商业模式都不是很成熟时，艺术家们只能通过自身的知识积累和惊人的阅读量以及一遍又一遍近乎痴心的“把关”，才能磨出一件艺术精品。那种艺术精品也只存在于那个时代了。如今我们被各种甚嚣尘上的高科技和口口声声的大数据笼罩，失去的却是知识本身的质朴。

钟大丰说：“谢铁骊创作中的现实感更多体现在那个时代整个社会思想表达需求的折射。它不一定是直接写现实，但却与当时的现实有着某种呼应。他会选择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用一个时代讲述另一个时代的故事。比如说，谢铁骊的《暴风骤雨》也是对于历史的一个重构。”

《暴风骤雨》是谢铁骊在北影厂的成名作。这部电影根据周立波的小说改编，原著的故事背景是1946年，而谢铁骊拍摄这部电影的时间是1960年。在这里谢铁骊又“用一个时代去讲述另一个时代的故事”。影片讲述东北山村土改，从谢铁骊早年的经历来看，他本人对土改应该也是比较熟悉的——他在抗日战争时期随部队参加过。据《两步跨生平》这本书介绍，谢铁骊为了拍出山村的贫困感和年代久远的怀旧感，在当时彩色胶片已经普及的情况下，还是坚持用黑白胶片拍摄。最终电影取得了成功，也为谢铁骊在北影厂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海霞》也是谢铁骊创作生涯中一部比较重要的电影。这部戏他虽然不是导演，但是他担任编剧。并且由于他当时在北影厂是领导的位置，所以为这部电影的拍摄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和指导，他也亲自去过拍摄现场。当时谢铁骊认为这部电影的“矛盾冲突应该写得含蓄一些”，这一点恰到好处地表现在了电影中。“在《海霞》里，谢铁骊在寻找一种他自己的方式，用一种相对更贴近生活的方式来塑造人物。”钟大丰说。这部电影也发掘了日后中国著名的小品演员蔡明，她在片中饰演童年的海霞。

纵观谢铁骊一生的作品，不难发现他还是有着浓重的“江南水乡情结”。这和他出生在江苏淮阴有着莫大联系。谢铁骊本人在日后很多采访、传记里都说自己拍某些电影的原因，是因为原著中描写的江南小镇景致让他觉得熟悉，很容易产生文化共鸣。他的《早春二月》、《清水湾淡水湾》、《包氏父子》等都是这类“江南水乡电影”。由于他对这一地域的文化熟悉和情感共鸣，因此影片看起来格外有血有肉，人物形象也丰满鲜活，风土人情更是入情入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谢铁骊一贯拍摄的历史题材或二三十年代背景的风格中，《清水湾淡水湾》确实是一部“当下”的、反映现实的作品。这部电影表现了谢铁骊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思考，也是谢铁骊作品中为数不多的现代题材。《清水湾淡水湾》根据周滇的小说改编，故事背景发生在上海。谢铁骊再一次将电影的外景拉到他熟悉的“小桥流水人家”，片中用了大量移动镜头拍出了苏州当时的水乡韵味。电影中也出现了那首著名的“江南小镇意象”的诗——戴望舒的《雨巷》。这部片子虽仍保留着时代特点——人物塑造上阶级划分明显，但其间水乡的小清新元素，如丁香一样的姑娘的人物塑造，在今天看来也仍有一定可取之处。

谢铁骊晚期由重要的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当属《红楼梦》。这部6集的电影历时5年拍摄，并且谢铁骊在拍《红楼梦》的时候，身体上曾出现巨大危机。据《两步跨生平》这本书描述，谢铁骊当时在家里，因为想放一个花瓶到高处，就站到一个椅子上，一不小心从椅子上摔下来，头撞到了暖气片。当时出血了，但他没当一回事，可没想到这一磕碰，却发展成后来严重的颅内出血，换了几家医院都没有治好，最后发展到了瘫痪、大小便失禁的地步。有幸的是，后来转至空军总医院，在进行开颅手术抽了整整一酒杯的血以后，谢铁骊终于脱险，电影《红楼梦》也得救了。

“谢铁骊的电影版《红楼梦》和50年代的《红楼梦》戏曲片不太相同。戏曲片着重在反抗，谢铁骊版则更复杂，平和当中透着感情，感情背后又有着复杂的社会机制。”钟大丰说。

除此之外，《包氏父子》是我除《早春二月》之外最喜欢的一部谢铁骊作品。这部电影是根据作家张天翼1934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改编，看得我几欲泪下。片中把那种父母无条件的爱和宠以及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不明白甚至糟蹋父母苦心的这一主题讲得很“深”。电影中，老包是某府的一个下人，但由于孩子自幼丧母，所以他一直对儿子极其宠溺。儿子要上学，他便一直供着，自己棉袍十几年没做新的了也要供着，然而儿子小包却在当地的“贵族中学”里开始滋生青春期的攀比，望着自己寒酸布鞋的双脚想要同学那样崭新锃亮的皮鞋，也要像同学郭纯那样搽进口头油，在父亲已经举债的情况下还要买新的篮球衣……其实细看起来，《包氏父子》很让人心酸。我认为表现的东西或许比《早春二月》还更深刻些，然而这部电影却没有取得《早春二月》那般的轰动。这或许是由于电影放映时我国已是80年代，人们开始追求一种“新”，而不想对过去的“旧”有太多牵念。“80年代是一个比较文艺的时代。谢铁骊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知识，对近现代文学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进行了重新发掘。这表现了他应对新时代的某种方式。”钟大丰说。

在被问及谢铁骊的导演风格时，陈山教授是这么概括的：“我认为谢铁骊一直在追寻一种比较‘文化精英’的风格。谢铁骊和谢晋不同，谢晋追求的是‘叙事’，即如何把一个故事用电影的方式讲得好看；而谢铁骊更强调一种精神内涵、哲理性的东西，他考虑的是一种文化精神。他能把《今夜星光灿烂》这样一部战争题材作品也拍得那么有内涵。他镜头语言的运用也很现代，比如说《智取威虎山》。谢铁骊在逆境当中也能往前突破，让自己在‘文化精神’上下功夫。他抓‘文化气质’抓得特别好，比如《早春二月》中萧涧秋跳起来摘树枝的那个举动，就很传神。”

《两步跨生平》这本书里，作者付晓红描述了她访问《早春二月》的女主角谢芳的情形。谢芳说自己曾对谢铁骊说：“其实萧涧秋就是你。”谢铁骊听了后说，孙道临40年前就说过这句话。在很多人的一生中，很少能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并把它们做得很好、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谢铁骊在自己的“早春天气”中创造出了《早春二月》，而这部作品也因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主创人员等发自内心并和自身境遇结合得如此微妙的打磨，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特别的精品。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